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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城鄉圖誌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公民社會與社會力的守望者--全國報系(全國電子報)
2020年09月12日

 

 

 

 國立 政治大學 

 

 

第三部研究中心:

 

 

 公 民 社 會 與  

 

 

社會力守望者

 

 

 

圖文提供:徐世榮教授

採編:曾彥霖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最優先在推動關於公民社會和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期能形成堅強的研究團隊,累積相關知識領域的研究成果,使本中心成為華人社會中引領第三部門研究與實踐風潮的學術基地。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長期透過研究與服務,凝聚臺灣公民社會的能量,為厚植社會資本、深化公民意識、發展社會企業、提昇公共生活品質作出實質貢獻。而中心也在幾乎完全欠缺校內資源提供的情況下,仍然抱持原先成立的宗旨與願景,積極努力,協助出版的第三部門研究叢書,目前已經共有11本,並努力向第12本邁進,而這些書籍已經成為國內第三部門相關學術領域與社會實踐者所採用,已經建立起堅實的公信力。另外,中心協助策劃的《土地正義》一書,也曾榮獲文化部所頒發的金鼎獎,這或表示中心的研究成果已獲一定程度的肯定。

然而,政府的超額徵收的問題,以及各種以開發為名目的經濟掠奪,已經深刻擠壓民權與生存。這是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何以需要更多的社會關注與資源的原因:

徐世榮老師的話

各位朋友,您願意捐款給我主持的「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嗎?(煩請分享,謝謝)

在全台土地徵收及迫遷議題發燒之際,昨晚竟然得知陳其邁將聘任土地徵收大將林欽榮為副市長,這實在是讓人非常的失望。加上民進黨鄭文燦延續國民黨的航空城計畫,史無前例的大面積徵收民地,而其他地方的情況也不見得比較好,如賴清德徵收台南鐵路沿線、柯文哲徵收台北社子島、楊文科徵收新竹璞玉田及二三重埔等,台灣各政黨掠奪台灣人民的嚴重情形幾乎已經是到了罄竹難書的境界了,這真的是讓人深惡痛絕。

一晚都在思考未來要如何做?要如何保障許多正面臨掠奪及迫遷朋友們的財產權、生存權、及基本人權。

十多年來,我在政治大學主持一個校級研究中心,它的名稱為「第三部門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也就是專門研究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雖然它是政大的正式研究中心,但是政大其實是不提供任何資助的,也沒有提供主任加給的,我長期以來大抵是用自己的能力在支持這個中心,還好業務固定,勉強還過得去。

由於我再過幾年就要退休,加上已經擔任這個職務長達十多年了,原本計畫近期就要辭去主任職務,但是,如今看到台灣土地掠奪及迫遷的局勢不僅沒有和緩,甚且還是更加的險峻惡劣,讓我非常的擔憂,也有了重新的思考。

各位朋友,我現在的計畫是,我打算擴大這個研究中心的功能及行動力,我計畫在維持原有「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名稱之下,將它實質轉型為「土地正義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nd Justice)」,我打算成立土地正義論壇、土地正義書塾、土地正義治理、土地正義行動等,我希望能夠邀請國外重量級學者來台,我也希望能夠持續翻譯國外重要的著作,增強台灣在土地正義方面的論述及行動力,並由此來改變公共政策,停止台灣的土地掠奪及迫遷。

但是,若要實現這個目標,我需要您的捐款資助,不知您願意捐款給「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嗎?您願意幫助我嗎?您願意幫助台灣眾多土地及家園正面臨掠奪及迫遷的朋友們嗎?若是願意,麻煩您出個聲,謝謝你。該是我們一起行動的時候了!

《超額徵收》書訊與導讀
十年前,苗栗大埔強拆張藥房的事件引發社會廣泛的關注。在那之後,許多類似的區段徵收個案也都引起土地被徵收人的強烈抗爭,如桃園航空城、台北社子島、林口A7、新北八里台北港、淡海新市鎮、竹北台知園區(璞玉計畫)、竹東二三重埔等,這是因為區段徵收剝奪了憲法對人民基本人權的保障。區段徵收的實施顯然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個時刻,台灣社會亟需盡快理解何謂區段徵收,並辨明這個制度的實施是否有其正當性、合理性及合憲性。

如此惡劣的情勢或許有機會隨著羅伯.庫斯曼教授《超額徵收》中譯本的出版而有所改觀。在本書中,庫斯曼教授以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為例,將土地徵收分為二大類:強制徵收(eminent domain)、超額徵收(excess condemnation),後者又可分為三個類別:殘餘地徵收(或稱附帶徵收、一併徵收)、為了保護某項公共建設而在其周圍所實施的有限度擴張徵收(台灣的法律制度似無此徵收),以及為了賺錢財政目的所實施的獲利徵收(即國內的區段徵收)。當時他為了撰寫這本書,還特地從美國遠至歐洲蒐集資料及進行移地研究,如法國、比利時、英國三個國家的實務經驗,而後在一戰期間從德國返回美國。本書也敘述美國各州當時所實施的眾多案例及法院的判決,內容詳實豐富,也具有很高的價值。雖然這本書出版於一百多年前的1917年,但書中所討論的主題與台灣區段徵收的狀況非常近似,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也有很高的相似度。

  在台灣,「土地徵收」主要分為「一般徵收」與「區段徵收」,其實施的關鍵都來自「都市計畫」。政府經常以「都市計畫」的手段,強制徵收人民的土地,以致引起抗爭。在國外,「超額徵收」是指政府透過強制徵收來獲取土地,其政策的重點在於政府徵收超過實際所需的土地。對都市規劃者來說,超額徵收是一種掌控都市實體環境發展的手段。在《超額徵收》一書中,庫斯曼教授探討了區段徵收的合憲性,他特別強調,如果只是為了賺錢財務目的而進行徵收,這絕非徵收的公共目的,這樣的徵收不僅違背了法律公平的保護原則,也牴觸了法律的正當行政程序,而這大抵是為何西方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初都逐漸不再使用區段徵收的主因。

  到了二十一世紀,台灣竟然還在大肆實施建構於十九世紀、至今大抵已被拋棄的區段徵收制度。即使超額徵收的廢止在國外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由於政府不斷啟動區段徵收,並將其誤導為土地合作開發事業,以致國人受其蒙蔽而產生誤解。區段徵收的定義為何?又從何而來?在中華民國的法制史中,區段徵收最早出現於1930年所制訂的舊《土地法》中,該法後來於1946年做全面的修訂,成為現行的《土地法》。其中,區段徵收的定義規定於第212條第2項:「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但這個定義很不明確,而且賦予了政府非常大的權力。其立法緣由是為了仿照德國人於中國膠州灣租借區之開發前例:在地方建設開始之前,由政府先行「照價收買」擬建設地區的全部土地,防止私人壟斷土地。但在台灣,政府從未支付高額價金來進行全區的照價收買。

  在解嚴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土地亟待解嚴。《超額徵收》這本書幫我們找尋到區段徵收的根源,找到了區段徵收的身分密碼。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喚起大眾的共識,督促政府廢除侵害人權的區段徵收制度,重視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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